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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雾霾:答案在风中飘?

发布时间:2018-01-04 05:34:01来源:未知点击:

北京雾霾的意义也许在于,在既有的社会管治模式下,现政府第一次遇到既无法发动大规模群众动员、又无法发动宣传机器自圆其说、同时在具体解决手段上进退失据的三重困境这种“管治失灵”,是此次雾霾所暴露出最值得关注的现象 2013年1月以来,北京接连出现四次雾霾天气,据官方气象研究机构统计,截止28日,1月份无雾霾天数仅为5天,创下自1954年以来的历史记录,北京城市气象研究所认为,“冷空气活动偏弱、低层风力小、湿度大是今年1月北京地区雾霾天气频发的主要原因” 然而,从社会和经济角度来看,六十年前的雾霾是否有今天这样的杀伤力,是大有可疑的研究者认为,今天大中城市的雾霾主要有四个污染源:一、工业企业能源和废气排放;二、采暖锅炉和生活炉灶;三、交通运输;四、建筑扬尘和其他灰尘悬浮这些因素的规模效应都已经远远超过了上世纪五十年代具体到北京而言,2008年奥运前重型工业已经外迁,机动车排放污染已经成为首要原因冬季采暖用煤又加剧这一趋势,粗略估算,当前雾霾天气中,机动车排放约占50%,燃煤锅炉排放达到30% 面对遮天蔽日的雾霾和民怨,不乏评论呼吁,要拿出当年治理“非典”的决心和手段来治理雾霾(石敬涛《像治理“非典”那样治理雾霾》),也有评论称,不妨借鉴北京举办奥运时的经验和治污决心(魏英杰《拿出办奥运的决心治理雾霾》),在这些评论者看来,“非典”和奥运是两项成功经验,只要借鉴二者,雾霾问题将不难解决 但是,北京雾霾的意义也许在于,在既有的社会管治模式下,现政府第一次遇到既无法发动大规模群众动员、又无法发动宣传机器自圆其说、同时在具体解决手段上进退失据的三重困境这种“管治失灵”,是此次雾霾所暴露出最值得关注的现象 首先,和非典不同的是,病毒以人为主要载体和传播渠道,控制住人,也就切断了传播途径而奥运期间的核心问题,也不外乎是人的流动和组织而“控制人”,正是传统社会动员模式的拿手好戏很多人都还对非典期间的强行隔离、封校封厂记忆犹新,同样,“满城尽带红袖箍”的动员模式在奥运期间也屡试不爽然而,面对弥散性的雾霾污染,一呼一吸之间都是威胁,既无法把空气隔离,也无法发动居委会和志愿者来打一场严防死守的“人民战争”,敌人无处不在,却无影无踪,“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 其次,在传统管治模式中,宣传和动员是相辅相成的然而四次雾霾过后,暴露出令人尴尬的一面:中央基本处于失语状态,除了一再表示治理决心,并无可操作的实质性方案作为积重难返的长期问题,连效仿先例、抓临时“替罪羊”平息民怨的合理性都很难找到官方媒体只能放任民间分析研判,很难再起到“舆论引导”作用 传统政治宣传中“一小撮别有用心的人”和“境外反动势力”这两大推诿责任的口径,在雾霾面前统统归于无效连以前运用这两大口径最为得心应手的《环球时报》,这次也承认“奥运会前外媒对北京污染的很多指责虽然尖刻难听,但还是有其道理的我们当时如果更多听一些外部意见,而不是过分在意追究它们的‘动机’,在那之后的几年里,我们就会针对环保下更大的力气”政府当初为了面子向美国驻华使馆施压,要求停止发布空气污染数据,如今遭到了“回旋镖式”的报复,在全世界面前损失了更大的面子 再次,雾霾看似突然,背后却是长期污染和经济结构不合理的问题,尤其涉及到各种利益集团和社会阶层的得失博弈,解决起来更为困难中石化董事长傅成玉已经承认,炼油企业是雾霾天气直接责任者之一,但这并不是因为石油公司质量不达标,而是中国标准不够中国大部分地区汽油的含硫量远远高于国际标准事到临头,要求改善油质、全面提高技术标准已经迟了,且会大幅提高石油巨头的炼制成本,这恐怕是比油价微调更加难迈出的一步 同样,奥运期间北京“停驶50%机关车辆、禁止全市30万辆黄标车上路、限制外地车辆进京”的措施至今还让人津津乐道但相对于两周时间固定的奥运,雾霾的一大特征是发生的长期性和不可控性勒令长期封存公车,会遭到官僚阶层和公务员群体的抵制;尽管这次北京临时推出了“停驶30%的公车,103家重污染企业停产”的措施,但既不公布机关单位公车总数,又没有一家机关愿意公开本单位停驶的公车车号,且不公布停产企业名单及具体停产状况这种政策无异于画饼充饥,比雾霾本身还让人看不透 另一方面,北京的私家车已经处于“摇号”“限行”等种种管制之下,虽然中产阶层的博弈抵抗能力最弱,但继续施压下去,恐怕会引发反弹而汽车产业作为当下支柱产业,也很难痛下杀手 环保部副部长吴晓青在回应雾霾问题时表示,国内外大气污染防治历程表明,解决严重的大气污染问题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工作,欧美等发达国家耗费了30-50年时间才基本解决大气污染问题,中国要做好打持久战的思想准备这番话无异于表明,政府长期以来标榜的“决不能走西方国家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的高调已经破产前所未有的大气污染,表明中国不仅已经走上了“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而且面临污染现状,既缺乏决心、也缺乏手段来应对,所谓“打持久战的思想准备”,意味着在相当长时间内,中国的城市居民还将深受雾霾之苦 社会学家孙立平曾经提出,当下中国最大的威胁,不是“社会动荡”而是“社会溃败”,而这次遮天蔽日的雾霾,或许可以看做是这种“社会溃败”的一个环境版本我们很难想象环境“总崩溃”,但不得不反复遭受环境污染之苦除了显而易见的健康危害之外,这种“环境溃败”的一大特征是它的随机性雾霾来临时所有人叫苦不迭,而一阵风吹过,危机大大减轻,过了采暖季节,压力更加趋弱,下一次环境危机什么时候来临也说不准,在各种利益集团相互博弈、争取短期利益最大化的背景下(已经有人注意到雾霾治理的投资机遇——一个3500亿的大蛋糕),一项长期的、全局的、有执行力的环保政策并不容易持之以恒地进行下去 亚洲开发银行与清华大学合作的一份研究报告称,中国空气污染每年造成的经济损失,基于疾病成本估算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1.2%,基于支付意愿估算则高达3.8%2012年,我国GDP总量为519322亿元,以1.2%计达6232亿元,以3.8%计高达19734亿元换句话说,去年一年间,空气污染造成将近两万亿元损失,这还不是单纯的财产损失,而是以众多人命为代价的 一阵风固然会让执政绩效危机减轻,但绩效合法性不能永远寄托在风中环境危机日益深重,和前所未有的管制失灵现象,二者相反相成要采取任何改善措施,都面临“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掣肘阴霾之下,鲍勃·迪伦的那首著名反战歌曲,仿佛也是为今天中国而作: 一个人得长多少只耳朵 才能听见苍生的哭泣 还得有多少人死亡 才让他明白死去的人已经太多 朋友,